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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江大河》宋运萍“下线”,观众为何不舍?

新京报    2018-12-24 14:20:22 新京报

正在热播的《大江大河》的最新剧情中,宋运萍因意外不幸死去,一尸两命。互联网上一片哀嚎。网友纷纷表示,“今天萍萍下线了,心痛到无法呼吸!”“观众做错了什么要这样对我们?”“集体给编剧寄刀片吧!”

在《大江大河》里,童谣饰演的宋运萍深受观众喜爱。宋运萍其实就是中国文艺作品中最经典的“姐姐”形象:她善良,当姐弟俩都在高考中达到分数线,却因为家庭成分只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,她毫不犹豫把机会给了弟弟,并请求暂时不要把自己放弃上大学的事告诉弟弟;她爱护弟弟,她卖掉自己的长辫,只为给弟弟买一件崭新的衬衫;弟弟上大学后,她独自一人照顾家庭、独当一面;她通情达理,嫁给雷东宝后遭到婆婆的各种刁难和污蔑,她都扛了下来;她勤俭持家、任劳任怨,要喂兔子、做饭、送饭还要上课……

可好不容易苦尽甘来,她怀上了宝宝,雷东宝从调查中平安归来,父亲平反了,弟弟毕业找到不错的工作,一家人正憧憬着美好生活的到来,她却意外走了,观众情绪上自然难以接受。

但好人没有善终的情节设置,似乎在最近的影视中频繁出现。比如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何润东饰演的吴聘,对周莹的360°无死角的好,堪称暖男之典范,却早早领了盒饭;《延禧攻略》中秦岚饰演的富察皇后,温婉娴淑恭谨,就连发脾气的时候,都温柔得不行,却在绝望中自尽。

在近几年的热播剧中,这似乎已经成了“标配”:比如《战长沙》中的姐夫、小满崽子;《琅琊榜》中的梅长苏;《北平无战事》中崔中石;《伪装者》中的明镜、于曼丽;《琅琊榜2》中的萧平章……观众不免对编剧产生不满:编剧是对好人有仇吗?

观众对人物的不舍的心理可以理解,但这却不见得是编剧的错,恰恰相反,有时反倒是因为编剧高明。一方面,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态,死亡也是戏剧中最常见的情节一种。但很多时候,剧中人物的死亡并不会给观众带来太大的触动,根本还在于编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成功,人物的猝然离去就难以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。一旦编剧将人物塑造得圆满、立体,能够让观众有共情,观众就会在人物身上投射真实的情感,人物的离去便会对观众心理产生遽然的冲击。

像《大江大河》中的宋运萍,其实她的早逝结局在原著小说中就给定了。小说中宋运萍仅出现在全书大概前5%的篇幅,虽然剧集和小说的人物形象大体一致,但相较而言,剧集对宋运萍的呈现更动人。比如小说中,宋运萍将唯一的大学名额给弟弟就一句话,但剧集中,它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呈现宋运萍不舍、不甘又心甘情愿、欣慰的复杂情绪,让角色的善良、敏感戳中人心。

另一方面,虽然观众大声嚷嚷要给编剧寄刀片,但从审美体验而言,死亡有时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审美快感。它有点类似于古希腊悲剧给观众带来的崇高感。朱光潜在《悲剧心理学》里这样论述:人物的悲惨命运使人恐惧,继而观众用怜悯来缓和恐惧,最后悲剧人物的神性火花让人肃然起敬;悲剧快感与其他快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,通过崇高可以让人体验生命力的更高水平。

很显然,像宋运萍这样的好人的死去,是一场悲剧,它会激起观众对命运无常的恐惧,那是个体在命运面前渺小的恐惧。但不仅仅是这样,好人的悲剧还会激起观众的怜悯,我们无法接受、理解,所以抗拒这样的结局,于是就像布拉德雷在《论崇高》里指出的,“那崇高的产物无可阻挡地进入我们的想象和情感,使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也扩大或升高到和它一样的广大。于是我们打破自己平日的局限,飞向崇高的事物,并在理想中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,分享着它的伟大”。悲剧的怜悯,会唤起观众积极努力去克服困难的冲动,它不是让我们沉沦心碎,而是给我们一种崇高的力量(哪怕它是短暂的),洗涤灵魂,并与不公的命运斗争。

当然,死亡不是编剧的“三板斧”,它也不能滥用,任何一种情节设定的走向都应该符合整个剧情的逻辑和基调。就《大江大河》而言,宋运萍的“下线”虽让人心痛,但从戏剧效果来说,它是成功的。社交网络上引起的高话题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。而假若观众能够对悲剧人物身上的“神性火花”产生价值认同,并从悲剧中获得崇高体验,那我们就会是“理想观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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